梦见自已获得诺贝尔奖的简单介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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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21-11-24 02:55: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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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黄子懿

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39期,原文标题《袁隆平:改变中国的种子》,严禁私自转载,侵权必究

中国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和美国水稻专家一起研究超级杂交水稻(视觉中国供图)

“刚果布”

熟悉袁隆平的人知道一件事。那是1981年,中国杂交水稻大规模应用不久。美国西方石油公司(Occidental Petroleum)下属种子公司负责人威尔其慕名前来,与中国签订杂交水稻技术转让协议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对外转让农业专利技术,中方非常重视,派出以袁隆平为首的三位专家赴美传授技术。

三人落地洛杉矶,威尔其在机场迎接。袁隆平第一个迎上去,哪知威尔其只轻握其手,接着便热情地握住紧随袁隆平的另一名同事,又是拥抱,又是贴脸,说:“尊敬的袁先生,能结识您这样的科学家,实乃是我的荣幸。”

显然,威尔其认错人了——袁隆平其貌不扬,相比之下,一位戴眼镜满脸书生气的同事才是美国人心中的首席专家。三个中国人见状笑了,威尔其会意后连声道歉。袁隆平不生气,当场自嘲:“没关系,我常年在田里,有个绰号叫‘刚果布’,就是非洲黑人的意思,你看我像吗?”

这是一张中国人都无比熟悉的脸庞:黝黑瘦削,颧骨高突,脸上布满沟壑纵横的皱纹与棕斑,似乎是常年劳作被风霜一刀刀刻下的痕迹。他操着川湘口音的普通话,眼睛随时笑眯眯的,远看像是故土田间一位亲切的农民伯伯。

美国公司对那次合作很重视,派出团队拍摄影片,记录了袁隆平在湖南家中伏案而书、在稻田里弯腰工作的场景。时至今日,这也是袁隆平的常态。他对土地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爱,纵然行将年满90岁,身体不如以前,已大幅减少外出。为此,湖南省农科院在他住宅旁安排了一块试验田,他隔着窗户就能看。

“不能到处走了,看得出来他心里有点失落。”9月的袁隆平生日前夕,他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一位下属说,只要有机会,袁隆平仍会亲自去稻田看看,这是他对中心所有研究人员的要求。很多研究员,每天早晨刚上班就会接到他的电话,指出他们负责的某些田地的问题。

这个形象质朴,藏身湖南田间的老人,近年来偶尔成为网络热搜话题。9月7日是袁隆平的生日,他穿一身格子衬衣,在办公室迎来十多家媒体,录制了他关于梦想和对年轻人的寄语。更早一点,他在各种国际大会上,用英语向世人介绍中国的杂交水稻,更是赢得网友满屏的赞叹与感慨。

与外形和行业的“接地气”对比的,是袁隆平书香门第的出身。袁隆平祖籍江西,爷爷为晚清举人,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,曾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,母亲作过教师。1930年9月7日,袁隆平在协和医院出生,接生医生为林巧稚。

袁隆平的生长时期,正值共和国成立前的动荡岁月。因父亲工作关系,一家人常需辗转祖国各地,遂以落脚城市为五个儿子命名。因生在北平,他被取名“隆平”。母亲颠沛中辞去工作,在家专心带孩子。她毕业于教会学校,英语优异,从小就给袁隆平讲中外名著,教他英语。在袁隆平的自述里,这是他英语水平领先同龄人的重要原因。

1939年5月,一家人刚辗转到“陪都”重庆,就经历了惨烈的“五三、五四大轰炸”。日军的两天空袭造成数千人死伤,近20万人流离失所。袁隆平目睹遍地同胞的尸身,多年后“一想起心里就发紧”,也自此明白国家间“弱肉强食”的道理。

即使这样,父母也从未放松教育。每到新城市,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女找学校。而青少年时期的袁隆平是不安分的。在重庆,他爱上游泳。日机来袭,人们要躲防空洞,他嫌洞里憋闷,竟反其道行之,到嘉陵江里游泳躲避。

他不爱古板和教条,学生时代“跟着兴趣走”。数学老师上课教乘法“负负得正”,他想不通为什么,就问原因,老师说:“你只需要记住就行了!”袁隆平对这种教育方式耿耿于怀,直到2001年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,还和一同获奖的数学家吴文俊说起这段往事。毕业后,他报考西南农学院,其一是因农学数学少,其二更因年少时一次参观园艺场的美好经历。多年后,他在一次演讲中笑言,当时园艺场展现花卉嫩草并非真实的农村,“如果当时看到的是农村的真实情况,我肯定就不学农了”。

如果不学农,袁隆平会干什么?或许是一名专业运动员或空军飞行员。年轻时,袁隆平身体健美,中学时游泳拿过武汉第一、湖北第二,但在参加省运动会时,他因腹泻只拿到第四——前三名都被国家队选走了;上大学时正值抗美援朝,他报考空军飞行员入选,学校欢送会都开了,他却因战争形势缓和,又被送了回来。

袁隆平工作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,有一个大游泳池,他曾常在那里游泳。他的办公室还摆放着一个排球和一把小提琴,那也是他的兴趣特长所在。直到前几年,他身体好时还常和中心同事打排球锻炼。

大学同学了解袁隆平的这些性情。毕业时,他们给袁隆平做了鉴定:“爱好——自由,特长——散漫。”“直到现在我也这样。”袁隆平在自述时笑着说。这些不墨守成规的特质,让他在共和国成立后的艰苦岁月里,播下改变中国的种子。

两派之间

1953年7月,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,被分配至湖南安江农校。他主教遗传育种学,带学生游泳、跑步、踢足球、拉小提琴,甚至还兼教俄语课。

共和国成立之初,百废待兴,各领域全盘学习苏联。外语课只教俄语,苏联学说也被学界奉为准则。当时在遗传学领域,世界流行两大学派:一派以苏联科学家米丘林、李森科为代表,强调生物受后天外部影响居多,外因让生物产生的改变能遗传给后代;另一派则是“摩派”,以孟德尔、摩尔根等人基于基因的理论为代表,他们不排除外因,但认为遗传根因在内因,即生物的基因。

在当时的中国,苏联学派的学说是绝对主流,被作为标准答案写入教学大纲,而摩派则被当作是“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动学说”——袁隆平的一位老师,因倡导此学说被打成“右派”。按照苏式教学大纲,袁隆平开始摸索“无性杂交”试验。

无性杂交,即通过嫁接和胚接手段,将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品种进行交流,从而创造新品种。袁隆平曾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,把番茄嫁接到马铃薯上,“希望它上面结番茄,下面长马铃薯”。照此试验,他还结出过一个17.5斤的大红薯,被称为“红薯王”。他以为这是粮食增产的好方法,但一连三年,他将种子播下去后,嫁接出来的奇花异果都没有遗传。“这使我对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产生了疑问。”袁隆平说。

1957年,他无意中看到《参考消息》报道: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,这表明现代遗传学研究已达分子水平。他猛然醒悟,苏式学说似乎是将哲学概念往遗传学上套。“实际上不是什么环境遗传学,是政治性的遗传学。”袁隆平说,他顿时觉得自己像一只迷途羔羊,被误导多年,只好悄然改变研究方向。因环境所迫,他不敢公开看摩派现代遗传学的书,只能用《人民日报》把书遮住,偷偷地看。

很快,三年困难时期来了。大饥荒里,袁隆平全身无力,不再游泳,总是手脚冰凉地钻进被窝,然后梦见自己边吃扣肉边流口水。饿得急了,他会把米饭蒸两次,吃草皮和树根。他还亲眼看到5个饿殍,倒在田埂和路边。这些给了他极大震撼,如今他每次受访,都常提到这段历史,“你们年轻人不懂啊,肚子饿起来真的难受”。

饥困交迫中,一位农民问他:“袁老师,你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、1000斤的品种,那该多好!”1960年,袁隆平决定研究杂交水稻。当时,摩派学说已在生产上经受检验。三大谷物(水稻、小麦、玉米)中,杂交玉米率先取得突破,但学界却对杂交水稻普遍消极。日本、美国都曾在上世纪60~70年代开展相关研究,但无一成功。

这是因为,水稻是自花授粉、雌雄同蕊的作物,同一株水稻中没有性别之分,雄雌在同朵花里存活与授粉,每朵花只结一粒种子。举例来说,水稻一出生就夫妻成双,两人很难拆开,类似“近亲结婚”。为让其后代具有“杂交优势”,必须将原配“丈夫”换掉,使“妻子”重回单身,成为母本(母水稻),再找一个血缘关系更远的“新丈夫”,这是杂交水稻的基本原理。

1961年7月,袁隆平在田里找到一株天然杂交稻,穗子大、谷粒竟有230多粒,是普通稻的一倍多,这让他坚信水稻“杂种优势”,也开始了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的苦旅。每天早饭后,他就带着水壶,揣两个馒头下田。他左手持放大镜,右手拿镊子,弯腰弓步,在湘西稻田里一株一株翻阅。14天内,他翻遍14万稻株,终于找到一棵雄性不育株。理论上,大自然产生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的概率是1/5万~1/3万。这种基于极小概率无休止般的试错试验,需要的是有心人的灵感与勤勉。两年内,他一共找到6株。1966年,袁隆平将成果写成论文,寄到国家科委。

“他是农科院最出名的神经病嘛!”一位70年代下乡到袁隆平所在地的知青在接受采访时曾说,那时的袁隆平默默无闻,并不被人理解。“大家都说他,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你不去搞,专门搞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。”

这种不理解,在“文革”期间被无限放大。靠那6株雄性不育株,袁隆平到广东培育了一批种子,种在农校的水田里。但某天夜里,有人偷偷拔光了所有秧苗。袁隆平欲哭无泪,四处找寻。看到一口两丈多深的水井里漂浮着几根秧苗,他一头扎了进去,捞出了5根。抽干井水后,其余700多株秧苗全部溃烂。没有人知道捣乱者是谁,此案成了悬案。

当时也很少有人知道,杂交水稻已悄然上升至国家战略。袁隆平寄出的论文,引起国家科委的重视,后者一纸函件,让他在“文革”中免遭更大冲击。1970年,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,对袁隆平给予大力支持,杂交水稻成为湖南省重点协作项目。

进展自此开始加速。此前,在发现首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后,即使袁隆平与助手在4年里用1000多个品种,做了3000多次试验,也无法让杂交稻第二代100%保持不育。直到1970年11月,两名团队成员像袁隆平当年一样,在海南三亚一处池塘淤泥里,踩着蚂蟥,顶着蚊虫,发现了一棵野生天然不育株“野败”,这一难题才被攻破。

另一方面,华国锋升任国务院副总理,在其主持下,杂交水稻成为全国协作攻关的重点工程,各地研究单位都来到海南攻关。袁隆平将“野败”分送给18家单位,大家齐头并进,连连闯关,终于在1975年实现了杂交水稻制种。试验显示,杂交水稻平均亩产600余公斤,比常规品种增产20%~30%。1976年起,全国开始大范围推广种植。

这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。1982年,袁隆平飞赴菲律宾,参加国际水稻会议。国际水稻研究所(IRRI)在总部会场打出横幅:“袁隆平,杂交水稻之父。”有国际同行评论:“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西方这个所谓的农业科学源头下,自己创造的一项成果。”

两个梦想

对于上世纪70~80年代的中国,杂交水稻意义在哪?曾担任美国总统顾问的美国农业学家唐·帕尔伯格在《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》(Toward a Well-fed World)一书中评论:“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,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使得人口增长率下降,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。”

从1961年到1975年,袁隆平的研究跨度14年,其间正值中国人口高速增长、且改革开放在即的历史性节点。靠着杂交水稻平均每亩多产100公斤的产量,中国不再惧怕饥饿。以湖南为据点,杂交水稻从1976年起被大规模推广,到上世纪90年代,种植面积达2.5亿亩上下,占全国稻田面积的50%~60%。这一比例保持至今。

进入90年代,中国进入市场经济,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速,粮食问题愈发重要。1994年,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·布朗出版《谁来养活中国》(Who Will Feed China)一书,预测到2030年,中国人口将达16.3亿左右,而中国耕地正以每年数百万亩的速度减少。届时,中国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,粮食生产将下降到2.7亿吨,需进口3.9亿吨,极易影响国际市场。“布朗是出于好意,以一种Wake up call(警示呼唤)的精神,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。”袁隆平说。

在这种背景下,农业部在1996年启动超级稻计划,袁隆平为牵头人——这比日本晚了16年,比国际水稻研究所晚了7年,但进展却更迅速。超级稻把此前几轮杂交水稻的技术都加以利用。农业部先后提出四期计划:亩产700公斤、800公斤……90岁前夕,袁隆平在受访时表示,目前超级稻已到第六期,有可能在10月突破大面积亩产1200公斤大关。

这些年,袁隆平一直强调,自己有两个梦。一是“禾下乘凉梦”:“我曾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,穗子像扫帚一样大,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。我和助理们一块在稻田散步,在稻穗下乘凉。”另一个是“覆盖全球梦”,让超级稻走出国门、造福更多的人,一如他在安江农校题词的心愿:“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。”

这是杂交水稻更重要的意义。从1981年的美国行开始,杂交水稻走出国门,作为中国农业与科技的象征,如一粒种子般撒向世界各地,有人称之为“杂交水稻外交”。90年代,联合国粮农组织(FAO)就把发展杂交水稻作为水稻生产国解决粮食问题的首选战略,如今已推广至20多个国家,在印度、缅甸等国成效显著。

不过截至2014年,杂交水稻在全球种植面积仅约7500万亩,占全球种植面积不到10%。袁隆平也不气馁,他掰指头算了一笔账:且不说覆盖全球,哪怕只有一半水稻面积种植杂交水稻,按最保守的每亩增产100多公斤算,“也可多养活四五亿人口”。

“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,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。”时至今日,“养活多少人口”的粮食安全问题仍是袁隆平最大的牵挂。他曾因在沙滩上、盐碱地里种水稻,被舆论质疑。袁隆平则回应:我国有十几亿亩的盐碱地,能种水稻的、有水淹盐碱地近2亿亩。“如果海水稻研究成功,给国家至少增加1亿亩耕地,按最低亩产300公斤算就是300亿公斤,相当于湖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,能多养活1亿人口。”

也是在那次采访中,他欣慰地说,虽然中国粮食仍不够吃,需进口一部分,但得益于国家发展,他曾亲眼所见的饥饿惨状不会再现了。“不可能了。有缺粮的情况,但不可能饿到那个程度了。”而袁隆平自己,则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播下了改变的种子。

回到80年代,当美国人威尔其慕名来到中国时,他曾询问过相关官员:杂交水稻发明权的享有人是谁?他们想申请有偿转让技术专利。中国官员回答说:“这个专利属于中国国家所有。”

(参考书目:《袁隆平口述自传》《追逐太阳的人: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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