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梦见孩子掉毛坑了-为什么梦见自己有孩子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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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21-10-27 06:05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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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棍群体正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,甚至有政协委员建议女青年回乡,解决光棍的生活问题。日趋严峻的乡村单身问题中,有一类是因为妻子离家造成的,他们的妻子来自外地,在生下孩子后跑路,被称为“妻跑族”。在这一俗称背后,是许多乡村家庭无奈而疼痛的现实。

母亲是35岁这年逃离村庄的。六年前,父亲花两万块钱把她从四川娶了过来。

逃离发生在秋收农忙季。村民们戴着草帽,淹没在秋天温和阳光下大片的玉米地里,从远处望去,金色的玉米秆如海浪般随风波动。母亲也身在其中,她个子不高,皮肤黝黑,胳膊粗壮,身形有些粗野。

我看过她刚嫁来时的照片,那时她皮肤雪白,身形纤瘦。多年的家务和田地劳作将她塑造成黑壮的样子。

那时,父亲常年在上海打工,农忙季节也无法回来,家里的农活都由她和奶奶干。她干活很麻利,把一根根玉米掰进竹筐里,挎到架子车上,装满一车后,拉回家,再返回地里。如此不厌其烦地劳作,永无止尽,仿佛要把整块地都挪回家。

我家在镇江市句容县永兴村,句容紧靠南京,地处邱陵地带,是苏南最为贫穷的一个县。永兴村面积6.3平方公里,一千七百多人口,当地重男轻女的风俗一直存在,导致村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,再加上贫穷,很多男人根本娶不到媳妇。

于是永兴村陆续嫁来一些外地女人,当男人们外出打工,她们则留在村里,抚养孩子,耕田种地。身在异地他乡,常年辛勤劳作,精神孤苦不时侵袭着她们。

母亲干活出奇地快,几亩地的玉米没几天就全部掰完,拉回家,在门口堆成一座座金色的山。晚上她也不歇着,在昏暗的灯光下把玉米一粒粒掰下来,装进袋子,等待售卖。她性子急,做起事来有条不紊。

图 | 村里的玉米

不忙的时候,母亲喜欢读书,尤其热衷于读故事,儿时她成绩很好,因为家境贫穷,姥姥只供她读了两年。这么多年过去,她的阅读习惯一直保持,常把旧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收藏,睡前反复阅读。

父亲知道她这个爱好后,每次从外地回来,都会带几本故事书给她看。她还养成了为我讲故事的习惯。

我正上幼儿园,赶上学校即将举办讲故事大赛,母亲一边剥玉米,一边耐心地给我讲故事,告诉我一些讲故事的技巧,眼里饱含款款深情。我不负她的期望,先是赢得校园奖项,晋级到县级比赛,最后凭借一篇《猴子捞月亮》获得县一等奖。

这天母亲喜极而泣,作为奖励,她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。

当别人家的玉米刚从地里拉回家,母亲已经把玉米粒全部掰下来,装进袋子,整齐地排在堂屋里。她常在堂屋里踱步,摸着袋子里鼓胀胀的玉米,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我家只有三间破败的砖瓦房,空间狭隘逼仄,我睡在里屋能听到她缓慢轻盈的踱步声。尚不知那是她对这个家最后的留恋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每次放学回家,母亲都会烧好晚饭等我吃。那天在饭桌上,母亲问我:“想不想跟妈妈去四川的外婆家看看?”我摇摇头。我不喜欢四川,据她说,那里四面环山,也没有集市,那里的孩子也很少读书。

这不是她对我的唯一一次暗示。夜里,我听到母亲的哭泣声,声音很小,睡眼朦胧的我问她怎么了。她只是紧紧抱着我,什么也没说。第二天醒来,她向往常一样给我做早饭,却很反常地送我上学。我家离学校很近,以往都是我自己走去学校,这是她第一次送我,也是最后一次。

傍晚放学,我到家就听到奶奶一直骂。“臭不要脸的,嫌弃我们家穷,屁股一撅,就跟人跑了。”

我恍然明白些什么,但依旧不敢相信奶奶的话,哭得撕心裂肺。我觉得母亲不会走,她怎么舍得丢下我。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没去上学,坐在门槛上等,从白天等到黑夜。一天,两天,三天,始终不见母亲的踪影。

从此母亲的形象便像井里的月亮般,存在于我记忆中,永远难以打捞上来。农村贫穷的原罪,母亲以逃离对其做出反抗。

像母亲这类逃离农村婆家的女人,有个名号叫“妻跑族”。通常是指一些女性收了男方的彩礼,嫁到男方家里,生完孩子就跑路的女性群体。这种定义过于片面,往往会掩盖一些事实。

镇江句容虽属于苏南,但并不富裕,大部分土地都不靠着长江,在过去的很多年里,依然以发展农业为主,我们永兴村历代都靠种水稻和玉米为生。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全国,种田成了落伍的事,且越来越难以养活家庭。

图 | 村里的稻田

九十年代,北上的热潮席卷而来,男人们一个带一个,鱼贯而出地前往北京打工,干得多是工地活。当时父亲正是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,头两年,他用挣的钱通过特定渠道从四川买来母亲。往后,按他的话说,挣钱是想把家里破败的砖瓦房,换成大平房。

我出生后,父亲无暇照看,每年只回一次家,把教育我的责任全都交给母亲。她凭借仅有两年的学历,教会我认字、读课本。在她看来,读书很重要,常跟我说:“你要珍惜读书的机会,不要像我一样,如果还有机会,我还是会去读书的。”

记忆中母亲心灵手巧,我身上的毛衣、布鞋都是她做的。因为四川口音重,村里人称她为“侉子”,奶奶起初并不待见她,觉得她一个“侉子”能干什么活。但在父亲打工的那些年,母亲除了在地里忙活,还养了三头猪,都长得肥头大耳。

母亲似乎想为自己争口气,拼命干活,即使农闲时手里也不闲着,纳鞋底、织毛衣、编竹筐。炎热的夏季,当村里人都在树荫下打麻将时,她路过连看都不看一眼,回家继续干手上的针线活。她的勤劳赢得奶奶的尊重,两人几乎没发生过正面冲突。

一年又一年,她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,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消耗着自己的生命,精神却无所寄托。父亲的大平房也始终没盖起来。也许她逃离的原因并非是贫穷,而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。

那些年,从外地嫁到我们永兴村女人有数十位,加入“妻跑族”群体的也有近十位。她们来时无不幻想在这过上富裕生活,走时难免会有牵挂,但依旧也不顾一切。

王春艳是四川人,通过婚介人嫁给我们村的胥有才,彩礼仅一万块钱。

她四川老家有“换婚”的习俗,很多家庭因为贫困,儿子娶不上媳妇,就多生几个女儿。然后这家女儿嫁到那家,那家的女儿再嫁过来,这样一娶一嫁,便省去很多彩礼钱。王春艳有个弟弟,到了结婚的年纪,她也难逃当地换婚习俗的裹挟。

她曾在上海最繁华的地带打过工,接触过一些收入层次较高的人,想法和觉悟一向比村里同龄人高。她和家里人闹翻,心里拗着一股劲,只要不换婚,嫁谁都行。

虽然这样想,她心里也在做一番挑选。在她打工的那几年,听说苏南地区生活富裕,至少比自己四川老家强,便通过婚介人嫁到永兴村。事实证明,嫁到永兴村不仅是另一种执拗,也是一个有欠考虑的选择。

王春艳长相中规中矩,算不上漂亮,全身上下都透着男子般的壮实和气概,做起事来也利索干净。胥有才三十多岁,因为体弱多病,没做过什么体力活,不能外出打工,平时跟着村里的大娘们在田间劳作,靠卖稻谷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

生性要强的王春艳,多次劝说胥有才去外面闯一闯,一个大男人整天围在女人堆里,就算混一辈子也混不出个名堂。胥有才不拒绝,也不同意,二人的关系产生裂隙。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,新生命意味着新希望,也意味更多的投入,几亩薄田实在难以为继。

一种生存的紧迫感,逼着王春艳继续对胥有才施压,威胁他说:“去大城市打工吧,身体不好可以干点轻便的活,怎么也比种田强,你要是不出去,我就自己出去。”优柔寡断的胥有才继续沉默着,无法理解眼前这个女人为何如此急迫,结婚以来两人的思想就从未在过一个频道。

王春艳没再给他机会,收拾好行囊,沿着乡间小道头也没回地往村外走。丢下荒凉的农田、破败的房屋,她的脚步穿越丘陵,走向外面的世界。

图 | 乡间小道

成双出生于四川绵阳,天生腿瘸,嫁给了我们村的孙阿根。孙阿根家虽然穷,只花八千块彩礼,在成双眼里他至少是个肢体健全的人。

并非没人为她介绍对象,只是她眼眶子高,看不上残疾人。“每天不是瞎子,就是聋子,我不就是腿不好,偏不信嫁不了一个完整的人。”经几波人介绍,她才结识了孙阿根。

婚后成双生活并不好过,她干不了体力活,每天只能给一家人做做饭,洗洗衣服。婆婆对此非常不满,乘着孙阿根出去做工的空隙,经常训斥她。

最狠的一次是成双上茅房时,婆婆厌恶她走路慢悠悠的样子,一脚把她踹进了茅坑。她扑通好久才爬上来,臭气哄哄,从头到脚一身污秽。

成双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,她原以为自己的残疾可以抵消婆家的贫穷,谁也不亏欠谁。这次事件让她意识到,自己永远不可能在婆家获得平等对待。

她给四川老家的父母打电话,父母连夜赶来。阿根替母亲道歉,发誓以后愿意为成双当牛做马,好好照顾她一辈子。娘家人见他信誓旦旦的样子,也不便追究什么。可村里的明白人都知道,阿根不可能好好服侍一个残疾人,他只是想让成双为他生个一儿半女。

一家人和和气气过了大半年,成双怀孕,婆婆好吃好喝地供着她,鸡鱼肉蛋赊账也要买,从未间断过。直到孩子出生,婆婆原形毕露,连一天都懒得装下去。她眼里对孩子充满多少爱意,就对成双充满多少厌恶,话里话外总是挖苦成双没有一双好腿。成双常常坐在门口,一边用搓衣板洗衣服,一边落泪,孩子在屋里哭得哇哇叫。

孩子五岁那年,她心里的积怨到达顶点,偷偷把娘家哥喊来,跟孩子说:“要不要去街上,舅舅来了,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。”

这天阿根去做工,家里只有婆婆。村里人看到孩子一路上唱跳着,说舅舅带他去吃大鱼大肉了,奶奶从后面追赶上来,拉着孙子的袖子死也不放,嘴里哭喊着:“你个没良心的,要走把孩子留下。”最后袖子断了,老人跌倒在地。

成双就这样带着孩子离开村子,逃离这个让她屈辱数年的地方。此后阿根不再干活,成天游荡,见人就笑,脑子已经不正常。

逃离的人也许能够幸福,而留下的人注定悲惨。

前些年,我们还经常看见王春艳拎着大包小包回来,里面是给孩子买的衣服和零食。走出去的王春艳像是变了个人,穿得好了,眉毛变得又细又长,腰肢线条明显。

村里的大娘嘲弄胥有才:“你媳妇已经不像以前了,可你还是你,怎么驾驭得了?”胥有才只能默不作声。此后王春艳再没回来过。村里人都知道,她在外边有人了。胥有才对此也不说什么,依然过着一尘不变的生活,每天在田间劳作,儿子常常坐在一旁玩耍。

傍晚回去的路上,父子二人拖拽着一长一短的影子,缓缓前行。

我母亲走后,父亲很快从北京赶回来,一进村就被告知,他媳妇被娘家人带走了。理由是要改嫁,苦日子过不下去了。父亲撑着沉重的身体,到家就瘫在地上。他没了老婆,我没了妈妈,生活的重量堪比工地上数百斤的水泥石板,将他压垮。

情绪一时无处宣泄,他坐在地上,狠狠地看着我:“留个赔钱货给我,自己甩屁股走了。”我站在门边,惊慌失措,对父亲心生恐惧。

农村是个环境闭塞、物质流通缓慢的场域,唯独消息能够迅速传播,留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我像往常一样上学,坐在班里的座位上,听到身后的同学悄悄说:“你们知道吗,小妍的“侉子”娘跟人跑了。”

这种事情频频发生,有一次我实在无法忍受,跟那个同学扭打在一起。事后父亲被叫到学校,冲我骂道:“你不好好读书,就知道给我惹事,跟你那下三滥的娘一样。”这样的言辞看似在责骂我,实则是站在道德的高点辱骂母亲。

父亲的精神逐渐有些失常。

母亲走后,这个家全靠奶奶支撑。外面鞭炮声连连,同龄的孩子唱着歌谣到处走村串户,甜甜地喊声“伯父伯母新年快乐”,就能换来一大包零食。

我在灶堂生火,奶奶简单做了两个菜。祭祖时,父亲突然走到堂前,把香灰打了一地。“祭祖祭祖,有什么用,人都全祭跑了。”然后是一阵噼里啪啦声,桌子和碗筷全都砸向地面,与外面欢天喜地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。

乡邻们听到动静,村长带着几个汉子过来,说我爸精神病又犯了,得赶紧送去医院。他们用铁链把父亲栓起来,拽上了拖拉机,像拖牲口一样。父亲在挣扎,脸上青筋爆出,我死死抱住他,不让他们碰。

奶奶拿着扫把过来轰走他们。“你们走,都给我走,我们不去医院,我们家的事不用你们管。”那帮人离开时撂下狠话,如果再威胁到乡邻们,他们就不再客气。

家里恢复安静,父亲偎在奶奶怀里哭了。“小妍娘还回来的吧?她知道我想她的吧?”“知道,知道,她会回来的。”我站在两米外的地方看着他,没有靠近,也不敢走远,生怕他也会离我而去。

接下来的几年,我经常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乡村小路上,望着远方,眼神迷离。远方每出现一个人,他都会步履匆匆地上前迎接。

成年以后,我常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话:“你要珍惜读书的机会,不要像我一样,如果还有机会,我也会去读书的。”也许,母亲离开村子后,又进入学校,上完学,再嫁人,过上了好生活。

- END -

撰文 | 沈妍

编辑 | 吴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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