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见自已去买水(梦见自己掉进水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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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21-11-04 19:25: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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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李小晓说梦见自已去买水:我一直认为梦见自已去买水,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,经历了中国社会最翻天覆地的变革,因此这代人和他们的父辈之间,也有着最无法逾越的代沟。而这批人中的男人们,和自己父亲之间,关系尤其微妙。父亲们的人生充斥着饥荒、“文革”、国有体制、大锅饭。儿子们的人生则伴随着留洋、创业、个体意识的觉醒。在深深的沟壑中,父亲在努力维护他的地位和尊严, 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矜持,以及随之而来的隔阂。这种无言的隔阂,在没有机会表达的情感积压下,最终总会成为一种深深的遗憾。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,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不再仅仅关乎子奉榻前,而是能否在有限的人寿中,达到精神层面的和睦与和解。我试图通过何以生的父亲,去还原一个典型的中国父亲。我在这位父亲身上,看到了太多身边父亲的影子。我看到了爱,尊严,阴影,执着。我也看到了太多在职场上光鲜闪耀的男人,以及他们内心关于父亲的遗憾。

希望你不是何以生。

家史

我是何以生,男,1979 年生,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当教授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我的父亲,老何。

老何是陕西渭南人,小时候特别爱吃羊肉泡馍。据说他小时候, 家门口有家泡馍铺子,他每日闻着肉香遥想一番,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去打牙祭。

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冬至,老何家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捏着母亲留下的钱兴致勃勃地冲进泡馍铺子,自取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碗,里面放两个半熟的馍,用脏兮兮的手指把白馍掰成满满一碗小黑球。像变戏法似的,搪瓷碗再上桌时里面便多了热腾腾的羊肉汤,上面还漂着一层油脂,用筷子往下翻,下面还藏着粉丝和木耳。老何喜欢放一大勺辣子,用筷子上下搅拌,待辣子均匀涂在每一块馍上,就着热腾腾的羊肉汤大口吞入。

但那顿泡馍老何只吃了一半。老何记得有邻居在门口喊:“老何,你爸自杀啦梦见自已去买水!”老何蒙着脑子就跟着跑了出去。

老何的父亲老老何,也就是我的爷爷,曾经是一名小学校长,“文革”期间被归为“黑五类”,当时被红卫兵一脚踹进牛棚,脸陷在地上的泥泞中,抬起头,睫毛和鼻孔里都是牛粪,眼睛布满血丝。那是老何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父亲的样子。

当老何从泡馍铺子赶到牛棚的时候,爷爷已经被运走。据围观的人说,爷爷用镰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,刚切脉时血流如注,在场的人用布缠住他的胳膊却无济于事,只能眼睁睁看他慢慢死去。老何只看到了牛棚里的泥地上有一片惨淡的暗红。

那年老何 17 岁。后来我想,爷爷的死在老何心中留下了一个黑洞,一个可以吞噬掉所有强烈情感和欲望的黑洞。从我记事起,老何就是沉默和不苟言笑的,仿佛多说一句都是错的。

逝者已矣,生者还要继续生活。

六年后,爷爷已经平反,失去父亲的老何成了一个高大、沉默的年轻男子。每日穿着同样的白色汗衫、军绿色裤子,来往在同样的胡同中,但从不驻足与人搭话。

再后来,老何被招工去了西安,在一家国营机械厂当钳工。

老何终于可以离开那条深不见底的胡同。昔日的舒适圈,早已在扭曲的压抑下,变为牢笼。

他走出熟悉的巷口,遥望着当年牛棚的方向,长呼一口气,扭身向火车站走去,再不回头。

我的诞生

几年后,老何凭借异常的努力考上了电大,成了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。

老何继续保持沉默和独来独往,成绩却异常优异。母亲后来回忆说,当时的老何稳重而带有神秘感,很多女生都会暗地里讨论他。

母亲是西安人,工人家庭出身,性格温和,擅长精打细算。那时候,老何每天上学都揣两个烧饼当午饭。有一天中午,老何打开铁皮饭盒,惊异地发现饼里夹了一层厚厚的酱肉。抬起头,隔壁座位的母亲慌忙将眼神转向别处。

听母亲说,那时候酱肉很贵,她都是骑自行车去长安县农民家买整猪剩下的边角肉,然后再带回家,自己用大锅炖煮,据说这样可以省下一半的钱。打那以后,老何每天的烧饼里都有了酱肉。

老何吃了母亲给的肉,便觉得对母亲多了一份责任。电大考试的时候,老何做了人生中最突破道德底线的一件事,就是在交卷前十分钟,和母亲交换了试卷。

在老何的帮助下,母亲成了当年考试中的一匹黑马,以全班第一的身份被西安最大的电厂录取。上班第一天,母亲在工地接受上岗培训,在人群的缝隙中,她看见了同样戴着安全帽的老何正冲着自己傻笑。

老何和母亲在同一个工厂,不同组。顺理成章,工友们次年就吃到了他们的喜糖。

1979 年的一天,正站在电线杆上修电缆的老何听到工友喊:“你老婆要生啦!”老何手脚并用从电线杆上下来,蹬上自行车就往医院奔。平时要走 20 分钟的距离,老何 10 分钟不到就到了。

但母亲在产房里迟迟没有出来。从不抽烟的老何在门口抽掉了一整包香烟。据奶奶后来描述,老何当时的手一直在发抖。

“难产,家属签字。”漫长的煎熬迎来了老何最恐惧的几个字。

老何当时整个人都瘫了,他哆嗦着灰白的嘴唇说:“快抽我的血,抽我的血救他们。需要多少就抽多少。”

老何总会把救人和输血联系在一起。仿佛只要身体中有血液流动,人就没有理由会死。

当时我的奶奶紧紧搂着老何,抚摸着他的脊背。奶奶后来说,她和老何在那一刻是心意相通的,她知道老何恐惧的是什么,她知道在那一刻他们都想到了我的爷爷,想到了他在牛棚里血流如注却无法挽救的生命,和之后数月擦之不去的一地暗红。

那一刻,我和母亲的生或死,于老何来说,便是拯救或毁灭。他情愿用自己的一地暗红,来换一个明净的新生命。

关于我出生的这段经历,我不知道是否真如他们描述的那般惊心动魄。但最终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,我呱呱坠地,母亲安然无恙。

“男孩,六斤八两,母子平安。”

老何抱起我。怀中的骨肉,让他不用再承担着历史的阴霾,可以坦荡地走向更充满希望的未来了。

那天晚上,老何做了一个梦,梦见了童年的他追随着爷爷走在熟悉的老胡同里。沿着胡同的土路总是向左拐,又向左拐,最后终于走到桥头,桥上空空荡荡,一无所有,爷爷早已离去。正在落寞间,他蓦然转身,却惊见了童年的自己,他看见自己呼喊着:“爸爸,我终于追上了你。”

童年

也许是经历了两次生死,老何给我取了个略显厚重的名字——何以生。

臧克家有一首诗叫《三代》,是这样写的:

孩子

在土里洗澡, 爸爸

在土里流汗, 爷爷

在土里埋葬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老何就像个高大而沉默的拖拉机,白天奔走在电厂和工地,晚上在家里叮叮当当总有干不完的活儿。

他不是一个会变着花样逗我玩的父亲。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,与其说我们是父子,不如说是将军和小兵。

西安东郊县城有个集市,小时候我常随老何去,有时是买花布, 有时是打芝麻油。去集市的路遥远而无趣,坑坑洼洼的红砖地,每次都要走好几里。老何不怎么和我讲话,我总问什么时候到,老何就回答说,快了。

他对路边的各种小吃永远视而不见,总是直奔泡馍馆或饺子铺,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默默和他坐在一群大老爷们儿中间,闷头吃掉食物,然后继续赶路。

后来有一次母亲也在,天气炎热,她就在路边给我买了一根雪美牌冰棍。冰凉的酸奶味溢满口腔,我吃得喜笑颜开,老何在一边看呆了。

老何第一次意识到,原来小孩是喜欢吃冰棍的。

后来他每次出门都会给我买一根冰棍。我们总是并排站在小卖部门口的台阶上,我汗流浃背地啃着冰棍,他就像日本电影《菊次郎的夏天》里的北野武一样站在我旁边,没有表情。

很多年后,我已经对冰棍不再感兴趣,他和我出门看到小卖部还总是问我要不要吃。我不屑地说“不要”,老何就呆呆的,感觉像是失去了必杀技一样失落。

毕竟,这是他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哄我开心的方式。

小时候我喜欢和老何一块儿洗漱。

每次,我一边刷牙,一边斜着眼睛看着他慢慢地将锋利的刀片装进刮胡刀里;然后,将毛巾在盛满热水的盆中浸湿,捂在脸上。等我 刷完牙,他才开始慢慢地、仔细地刮着并不算多的胡茬儿。

有时候,我会禁不住趁他洗头的空当,拿起刮胡刀在自己脸上磨蹭磨蹭。那冰冷的刀片没有刮到一根胡须,却令我的寒毛都竖了起来。当老何带着满脸肥皂泡看见我正干的好事时,一只眼睛瞪得溜圆,另一只却被肥皂蜇得眯成一条缝,那表情颇为滑稽。他一边表示否定地发出“哎”的声音,一边迅速而并不莽撞地从我手中夺回刮胡刀,表情严肃庄重,言外之意是“这不是小孩子玩的玩具”。

但他一边瞪我,一边又认真将刮胡刀拆解开,把没有刀片的刀架递给我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中,老何的形象是无趣的,但也是充满安全感的。

曾经有一次,我和老何走去集市,走到半途,我停下休息,老何去买水喝。突然,一只大黑狗向我走来。

那只狗瞪着幽绿的眼睛看着我,它上辈子一定是折翼的苍蝇,被我一拍子打死的。我很确定地知道,它要吃了我。

终于,任狗宰割的时刻到来了。它咆哮着向我扑过来。我张着双臂撒腿就跑,真希望自己能飞起来。它在后面紧追不舍,还不停地狂吠着,摧毁我的意志。

就在那一刻,我猛然间抬头,看见从那巨大的橘红色的半个太阳中间,走出来一个瘦长的身影。只见那黑色的人形在光晕的包裹中移动着,稳健而又沉着。顷刻间,天地为之变色,乾坤为之逆袭,《北斗神拳》的主题曲随即响起。健次郎总在最危难的时刻出现。

老何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,他喉咙里发出深沉的咆哮:“滚!”他就只说了一个字,然后站在我和黑狗之间直视着它,我想那一刻他的眼神一定能冒出火光。仿佛被施了魔法,那只黑狗顿时萎靡下来, 悻悻地离开了。

我几乎是蹭着地来到老何身前的,泪水在眼眶中不住打转。

从那之后,我真的后怕了。只要再出门,我都紧紧抓着老何那洗得有些发黄的汗衫的衣角,寸步不离。

在家里楼下玩耍时,虽然我玩得很疯,但是余光总是会时不时瞟一眼三楼的阳台,看看他是不是在那里微笑着看我。只要他在周围, 我就觉得是安全的、踏实的。

固执

周国平说,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,而儿子的成长几乎必然要经历偶像的倒塌这个令双方都痛苦的过程。

除去那些小确幸的童年时光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逐渐成了从身高上和老何平起平坐的男人。我也逐渐发现,老何那高大沉默的身影背后,亦有局限。

我不知道爷爷自杀以前的老何是否也有过无知无畏的一面。我认识的老何一直是谨小慎微的,试图以一种鸵鸟式的方式替自己和家人规避掉外界所有潜在风险。后来回想,每当他面临选择或建议,他的本能反应都是维持现状,以不变应万变。

结婚后,老何的事业逐渐进入上升期。当时老何所在的电厂要派人去上海开办事处。上海对于当时的北方内陆人而言,就像是自由和梦想的代名词,遥远又充满想象。

当时电厂的领导欣赏老何踏实肯干,想派他去上海。周围的人都觉得这是极好的机会。老何内心惶恐,但也觉得没有理由拒绝。

就在他们整装待发的时候,一个让老何可以不去上海的理由终于从天而降——母亲怀上了我。虽然二者间未必有必然的冲突,但老何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“太好了,我们别去上海了”。然后第二天就去单位和领导申请了留陕。

母亲后来总忍不住念叨“如果当年咱们去了上海多好”。但老何则不以为然,而且是发自内心地不以为然:“金窝银窝,不如自己的狗窝。”

对老何来说,最理想的状态就是,生活不要发生任何改变。

最近二十年,老何和母亲也在购房风潮下先后买了两套房子,但都是装修好放在那里,他们还是住在电厂旁边的老楼里。

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,我已大学毕业。母亲仿佛终于看到了人生新篇章,撺掇老何拿出积蓄在西安曲江买了一套 130 多平方米的房子, 然后全情投入,按照修祖宅的标准将它装修一新。

然而,从新房装修好那一天开始,老何就寻找各种理由拖延入住时间,开始是说上班太远;等了两年退休后,他又说老房子常有熟人和信件来,不能空着。就这样一拖再拖,后来母亲也习惯了,面对好事者好奇“你们怎么还住老破小”时,母亲就说:“我们的新房在曲江,两头住。”

新房的全部意义,就是母亲撑面子的工具,而里子,却还是和老何一起在贴满小广告的小旧楼里,每日和打不着火的燃气灶做斗争。

他一直像一只忠犬一般守在自己的老屋里,每天清晨同一个时刻苏醒,做运动,下楼取牛奶,回家把牛奶煮在粥里,就花生和榨菜吃,上班,下班,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吃晚餐,看中央八台的电视剧,看完洗脸睡觉。

他试图将他对世界的理解画成一个圆,我在这个圆圈里,他便心中安稳。

我中学时学校组织夏令营去北京,我兴冲冲回家征求老何的意见,他就说了三个字:“不许去。”

我高中毕业和同学商量骑自行车去西藏,告诉老何,他说了五个字:“坚决不许去。”

我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一直在给我吹耳边风:“你都不知道西安交大有多好,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。”

我大三准备申请去美国读博士,老何就说了一句:“美国哪有那么好去。”

但他越是试图将我留下,我就越渴望离开。终于有一天,他睁开眼,发现我已经不在他的圆圈里。

最后,北京夏令营我还是去了,母亲给的钱;骑自行车去西藏我也义无反顾地去了,尽管后来在新都桥附近摔下山沟,遍体鳞伤;我最终还是报了北京的大学,从此阔别家乡;大学毕业后,我真的拿到全额奖学金,从此居于美国。

其实他一直明白,我想走,他拽不住。他潜意识里也明白,我终将去往一个他做梦也无法抵达的远方。

有一天他惊奇地发现,他所理解的险恶世界,居然成了我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。

那一刻我完成了我的自我证明,老何也终于离开了我的生活,成了那个在家乡守望我的父亲。

赴美

2003 年,我大学毕业后,满腔热血地去了美国读博。到了华盛顿,租好房子,办好入学手续,看着陌生的白人世界,我却突然陷入了惶恐和惆怅——未来六年的异国寒窗该怎么度过,其实我完全不知道。

我记得到美国没两日,有天傍晚我从超市采购了一大堆沉甸甸的生活必需品拎回住所,关上门,一人独面四壁。门外时而传来老美们夸张的笑声,我一个人瘫坐在椅子上,一时间一种类似傍晚综合征的孤独感深深笼罩着我。

我机械地打开电脑,突然看到 MSN(一种即时通信软件)上闪烁着好友申请,名字是“老何”。

我赶紧通过,老何居然在线,良久敲来几个字:“我是你爸。”我心头一热,赶紧回复他:“爸,你会用 MSN 了!”

又过了一会儿,他终于有了反应,发来一个咧开嘴大笑的表情。那是老何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的表情,但我相信这是他看到我时内心的表情。我面对那个笑脸表情呆了许久,回过神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竟然泪流满面。

我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都会憋着,一直憋回家,但见了老何,就会哇的一声哭出来。

原来长大成人还是一样。我就看着老何亮着的头像哭啊哭啊,宣泄了所有积聚胸腔的委屈。

只是老何永远不会知道。

打那以后,我常在 MSN 上见到老何。他话不多,时常发来的也都是各种表情符号,偶尔会发关于美国的新闻给我。

每次我看见他的头像亮着,我就知道他也看着我的头像亮着。我们就靠对方亮着的头像,完成无声的陪伴。

我在美国读书的那几年,每当我在电脑前工作,老何都以这样的方式陪伴着我,无声地存在在大洋的那一边。

老何偶尔也发文字,都是字斟句酌的金玉良言。我生日那天,打开 MSN,上面躺着一段精心措辞的颇为隆重和老套的文字:

“以生吾儿,值你生辰佳时,祝你在他乡胜友如云,发奋图强, 严于克己,再创佳绩。”

落款是“老何”。

他打字很慢,但也不愿用视频。我特意买了摄像头,又请朋友去家里帮他连接好设备。但试了两次,我们就像“见光死”的网友,在屏幕上心有灵犀,面对面却无话可说。每次都是聊上两句,他就不耐烦地挂断,或者被母亲抢去座位。

我和母亲隔两天就会通电话或者视频,但父亲就像家里的家具, 我知道他在对面,他却从不发声。

老何吝惜语言,却不吝惜体力。

不论从北京还是美国,每次我回西安,老何都会开车去机场接我。

他总会比飞机降落时间提早一小时到机场,甚至有一次我清晨7点落地,他 5 点多就到了。为了节省停车费,他就把车停在距离机场一公里的高速公路旁边,等时间差不多了再开到机场。

后来我每次看到快到机场的高速路边临时停靠的车辆,我就会很温暖地觉得那一定是去接孩子的父亲。否则,是怎样的力量,让他们提前那么久就守在冷风里等候。

我回西安从来不带驾照,尽管我早已车技娴熟(而老何开车则反应略显迟钝,常常错过路口或红灯)。因为我知道,驾驶员的位置对老何意义重大:第一,他有不可或缺的职能,他是被需要的;第二, 他能够有机会和我坐在密闭的空间内,进行一年到头难得的、珍贵的家常对话。

他也喜欢开车载我和我的朋友。每次我和朋友聚会,他接我的时候都很热情地主动要送人家回家。他默默地听着我和朋友在车里的对话,只有在这种情形下,他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,不需要找借口离席。

即使是在自己家里的饭桌上,他也是会提前离席的。他总是花很多时间在厨房准备菜肴,但真的到了欢聚一堂的用餐时间,他却十几分钟就结束用餐,起身回自己的房间了。

其实他对他的老同事、老朋友也可以谈笑风生。但在我这里,多一点的亲近和陪伴就会让他感到不自在,仿佛我不是他的儿子,而是一位气场不合的老对手。

我试着去尊重他内心深处那份尊严和矜持。

于是我们就静静待在各自的房间里,听着屋外时而传来的对方的脚步声,完成着难得的团聚仪式。

编辑:张子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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