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梦见男友的母亲病重-为什么会梦见母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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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21-10-27 06:10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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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无所不能的爸妈已经不能如以往一般在生活中冲锋陷阵,我会牵着他们的手,慢慢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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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佛看到我之后30年的人生简介

白简简

妈妈前两年病了。

虽然她身体似乎一直不太健壮,多次进过手术室,但这一次,她得了大家甚至都不愿意说出那个字的病,所以,我也不说。

我们开玩笑,说她很幸运,因为一次不明原因的发烧去医院,无意中发现了与发烧并不相关的病。发现得很早,按照医生的说法,做完手术,一切就回到最初的起点,该吃吃,该喝喝。

我是一个热爱科学的文科生,面对疾病的方式一般是看科普读物。外婆得了阿尔兹海默病,我就买了不少相关的书,得出结论是,有家族性遗传因素,且不可逆,于是我从现在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

这次妈妈病了,我向身边的医生朋友咨询,他从学科角度出发,告诉我,按时复查即可——我也是这么跟我妈妈说的,但是她信不信就不好说了。

那一代人相信医生,但又有自我疗愈的方式。比如,绝大部分食物并没有什么特殊功效,以前我会站在知识的制高点去反驳,但现在我觉得,安慰剂也是一种疗法,关键是心诚则灵。就像王建国说的,吃红枣不补血,但只要不失血,就让他们吃吧。

妈妈暂时治好,未来不可知,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。在这个基础上,我能做什么呢?先说件往事。

18岁离家到北京上大学,第一个寒假前夕,考完试,我和同学约着去北京动物园玩。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,冬天的动物们不太愿意出来见客,傍晚5点,已经天黑了,我在动物园门口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,说妈妈刚做了心脏手术,一切顺利,于是来电告诉我一声。

正准备过马路的我,望着车水马龙,瞬间泪流满面。家人的做法很容易理解,毕竟当时我也还是个孩子,毕竟我就算提前知道也毫无作用,毕竟……算了,结果好,一切都好。

而这一次,从入院检查开始,我就全程远程跟踪妈妈的病情,他们会与我商量,也让我问问身边的“医生朋友”,我意识到,亲子关系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尽管,我依然做不了什么。我除了在一开始确诊后买了机票赶回家看望,之后无论手术还是恢复,照顾我妈的还是我爸和身边的其他亲属。我能具体做什么呢?想来想去,可能只有知识支持和情感支持。

人到了我这个年龄段,父母生病,就成为一件常见的事,因而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的家庭也不在少数。经常听到一句话,生病的人已然病了,还把没病的人拖“死”了。

我不认为生病之后就要特殊对待,把病人当病人,无异于时时提醒她“喂,你有病”,除了徒增压力之外毫无作用。疾病是一个概率问题,就和我们每个人的出生也是偶然一样,与其时时担心明天会不会哪个基因突变了,不如在健康生活的前提下,把得过的病忘了吧。

我是这么跟我妈说的,不管她信了多少,总之她现在与我的视频通话中表现出来的是,该吃吃,该喝喝。也因为每隔三个月要复查,全身CT不知道扫了多少遍。她的身体其他器官和指标都表现良好,甚至比早早就失去了颈椎曲度的我都要健康。有时候,我和我爸都会开玩笑地对我妈说,你真幸运。

但不可否认,得了病或者说得过病的人都是敏感的,我也不知道如果这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,我会如何,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妈妈偶尔歇斯底里,偶尔黯然神伤,这时候,我就后悔当年怎么没学心理学,至少能用一些手段来抚慰自己——是的,病人发起火来,杀伤力波及四周,你还不能防御。

我一直认为,人对于人生的认知来自身边的参照系。比如,妈妈病了,我才能想到很多问题。人生是个概率,但我的过法可以不是。于是,我又开始做心理建设了,如果我年纪大了怎么办,就和我当初学习阿尔茨海默病的知识一样。

从我有记忆开始,妈妈是30多岁,所以,我从她身上了解了一个女人从30多岁盛年走向60岁老年的过程。而我一直在亲身体验的,则是一个女人是如何从小姑娘长到三十而立的。

当我到了我妈成为我妈的年龄,两个阶段衔接上了,我仿佛瞬间看到了之后跨度30年的人生简介。而这些内容,是生活的琐碎、疾病的侵扰、不可逆的衰老等并不愉快的事情。

一开始想到这些,我会惶恐,啊,那个青春可爱的少女终究要老去了!但人的强大之处可能在于适应,现在我已经想好了等我退休要写什么风格的回忆录,以及如果有黄昏恋,我要找个什么类型的。

有机会,我想问问我妈,你年轻时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?如果疾病注定是人生的组成部分,你希望家人如何与你共度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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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将牵着她的手,慢慢走

卢宁

时至秋分,北京罕见的秋雨已经让人感到阵阵凉意,但每晚视频时,身处江南的父母还在频频抱怨暑气难消。这一晚,妈妈提起自己跟爸爸刚去医院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,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响起了警报。三年前,同样是这个夏秋相交的时节,妈妈的身体出了问题。

当时孩子刚上幼儿园,一直在北京帮我带孩子的妈妈终于有了喘息的时间。她已经对自己的新作息做了规划,包括一系列北京秋日游。然而她忽然在某个晚上告诉我,右下腹总是隐隐作痛,想去医院做个检查。以往就算有个头疼脑热,妈妈总是推三阻四不去医院,这一次她却主动提出要做检查,我有种预感,事情可能不小。

我们选择了离家最近的三甲医院,检查结果是消化道有疑似肿块,医生建议切除。在医学发展迅猛的今天,这似乎并不是个大手术,却是我们家头一次面临这样的情况,长年照顾生病丈夫的妻子、每天做饭喂饱全家的主妇、勤勤恳恳带孩子的外婆,突然住进了医院。

一开始,医生们还在按常规做检查,妈妈经常从医院溜出来,给大家做顿饭,或是给孩子洗几件衣服。很快,一遍遍灌肠洗胃,让妈妈的身体瘦弱了下来,一称才发现,一周的时间妈妈的体重已经掉了快10斤。医生不允许她再开溜,她只能每天躺在病房里,靠着看手机打发时间。对于一直在家忙进忙出的她来说,这简直是一种煎熬。

医生最终定下的方案是采用微创手术,切除有病变的地方。然而,我们都被“微创”二字给蒙蔽了,以为属于前一天手术后一天就能出院的程度。手术当天,我跟爸爸坐在手术等待区的长椅上还相当轻松,甚至当医生让家属检查切除组织的时候,依然觉得这是小意思。直到手术结束,妈妈被推出来,我们才发现,她瘦弱的身体几乎一动也不能动,完全不能说话,要喝水也只能动一动嘴角。她费尽力气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,用手机播放一点音乐,这样会舒服一点。

那一晚,我没有离开病房,这是我有记忆以来,除了生孩子第二次在医院过夜。每隔三四个小时,我都要按照医生的嘱咐检查仪器的数值和输液的情况,母亲一直用最低的声音说抱歉了,让你受累了,而我只能一遍遍告诉她,没事,这是我应该做的,又不是什么大手术,躺几天就好了。

我心里明白,让她局促不安的,不仅仅是让她的孩子陪了一夜的床,更是因为她不习惯于这个被照顾的角色,不习惯于自己想要坚强,却只能无力地躺着,不习惯于身体背叛了自己的意志,竟然倒了下来。

妈妈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,和大多数人一样,年少时过的是节衣缩食的日子,成年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,靠着自己的努力经营着人生和家庭。在那波大潮中,她早早就下了岗,爸爸告诉她,在家安心过日子就好,但她并不甘于做一个家庭主妇,在打理好一家老小的生活之余,她开过小店,在超市打零工,给人帮忙卖过货。虽然爸爸每月的工资都早早上交,但是她也郑重地跟我说过,女人是要经济独立的,不论遇到大风大浪还是小沟小坎,总要有自己应对的余地。

幸运的是,她的“余地”从来没有派过用场,家庭琐事让她并不苍老的脸庞印上了许多皱纹。进入50岁后,她开始跟我念叨,手脚不像以前那么利索了,做一顿饭竟然要花上一个小时;外孙出生后的日子,时间仿佛坐上了加速列车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一晃忙到太阳已经落山。

我心里明白,这是每个妈妈都要经历的过程,我们都不愿意说出衰老这两个字,但时间总是如此无情地推着我们往前,把她推倒在了病床上,把我推到她的病床前。

接下来的几晚,在妈妈的坚持下,护工代替我陪床。我也实在无法从繁重的工作中抽身。出院后,爸爸和她回了老家休养,我只能在视频时孩子耍宝的间隙,从只言片语的聊天中了解她恢复的情况。当她再次来到我们身边时,除了微创手术留下的几个疤痕外,几乎已经看不出这次手术对她的影响。

因为疫情的原因,母亲已经很久没能来北京。当这一晚她跟我提到自己做检查时,仿佛料到了我接下来会有一堆追问。她轻描淡写地说,没事,就是感觉自己年纪到了,需要定期检查一下。没有问题,你放心。

我相信她并没有为了安慰我隐瞒什么,但我和她也都知道,曾经无所不能的妈妈已经不能如以往一般在生活中冲锋陷阵,我要牵着她的手,慢慢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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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轮椅老爸来一场澳洲“叛逆之旅”

雪菲

这个国庆长假,我又没法回家了,给爸妈打了电话,妈说没关系,有空她就来看我,给我送最爱的酱牛肉。尽管算个“北漂”,但家在北京燕郊,想看我,妈周末就来一趟。她坐公交很方便,但如果带上爸就得打车了,他得坐轮椅。

老爸是在30岁左右确诊得了“脊髓空洞症”。通俗点说,就是脊髓里存有积水,对神经形成压迫,造成了运动障碍,平时走路一瘸一拐的。记得我4岁时,老爸除了走路时间要花费常人的两倍,其他方面和常人无异。渐渐地,他上3级台阶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,直到现在,他从客厅去卫生间都要坐轮椅。

我爸上班时是交警,他的一大爱好就是站在街上看车,他喜欢车。我上大学时,电动汽车刚推广,老爸就像开过似的,分析道“车不错,但现在充电桩不普及,不实用”。确诊前几年,他还能跟着别的警察一起,坐着摩托车巡逻执勤,后来,他只能告别上街看车的爱好,坐在办公室发驾照了。

老爸看上去性格严肃,不苟言笑,总是一副“生人勿近”的高冷范儿,但接触多了就知道,他其实是个“话痨”。同事、朋友都和他很要好,平时下班都有人开车送他回家。在我们那个小城镇,人们彼此熟悉,各家情况街知巷闻,时间长了,大家似乎并不把他当成病人,经常跟他开玩笑说:“就你这腿脚,连小孩都追不上。”老爸也不介意,还随声附和:“前几天帮我弟看孩子,我还真没追上。”

在我们的三口之家,好像我和老妈也没太把他的病当回事儿,我爸的另一个爱好是带着我打游戏,从掌机的坦克大战、俄罗斯方块到网游,他乐此不疲。平时他也时常拖地、洗碗、做饭,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,如果赶上搬箱子、送水这种体力活,就是我和老妈一块儿干了。

我妈真是个女强人!我家前两年赶上一件大事,从黑龙江举家迁到了河北,房屋装修、搬家、租房……家里的大小事都由她一力承担。而且我妈并不是“为了家庭牺牲自己、操劳一生的人”,她在我们当地工作出色,是一位银行行长。

几年前我大学毕业后,决定去澳大利亚留学,爸妈很支持,老爸更是拿出了炒股赚的钱资助我。每次我假期旅行,爸妈总要我详细地讲讲当地的风土人情,给他们发照片,一边放大观看一边慨叹。爸妈都热爱旅游,在我小时候,伴随着给爸爸看病,哈尔滨、长春、大连、北京等,我们都转了个遍。然而,随着爸爸病情的加重,我们全家已经近8年没有一起旅游了。

两年的留学生涯很快就要过去,借着毕业典礼的契机,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接他们出国旅行!

我把想法告诉了爸妈,他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爸妈对旅行充满期待,老爸开始做旅行攻略,甚至开始学习“这个多少钱”“饭店在哪里”之类简单的英语,妈妈越来越多逛商场,买来连衣裙在镜子前左看右看。而我呢,也用实习赚的钱为爸爸添置了一台电动轮椅,这可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钱给家里买了一个大件。

然而没想到,当老爸开心地把出游计划和亲朋分享,竟引发了“电话连环轰炸”。

姑姑、二叔、爷爷、奶奶……所有亲人像商量好一般,一致反对!“太远了,万一有啥事我们都帮不了你”“折腾什么呀,在家打游戏不好吗?”这趟出国旅行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

爸妈也不反驳,连连称是:“明白了,我们再考虑。”“嗯嗯,你说的有道理。”然而放下电话,他们就换了另一副面孔。“咱们走自己的,别跟他们说就行了。”老爸一脸无所谓。

于是,全家的“叛逆之旅”开始了。

其实关于这次旅游,我准备得十分充足。从签证办理、机票酒店,到每日行程,我都做了详细的规划。带父母去的地方,我以前都玩过,哪里有台阶,哪里有缓坡,我早就记得一清二楚。Bare Island很美,但石头路不好走,那我们就不去。老妈喜欢看花花草草,皇家植物园安排起来。

旅行十分顺利。飞机落地当天晚上,我们就打卡了悉尼最著名的景点——悉尼歌剧院。夜晚的歌剧院在灯光的照耀下分外迷人,海水光影斑斓,如梦如幻,爸妈拿起相机不停地拍照。

次日,毕业典礼如期而至。妈妈身穿红裙,爸爸也换上了一套正装。我们一家三口在悉尼大学主楼前拍了合影。老爸坐在轮椅上,捧着我的学位证书,位于正中间。

之后,我们游览了澳洲名胜,换上电动轮椅的老爸,像是解放了双脚,开启了“自由行”模式。有时候,他对我和我妈看的地方不感兴趣,索性“开上车”自己走。在本地社区Newtown游玩时,他甚至发现了一个音乐节,加入了摇滚狂欢。

我当然也会陪着老爸转悠,然而,他的速度太快了,我两条腿实在跟不上他四个轮子的速度,每次追不上的时候只想冲他大喊:“老爸!不要再飙轮椅了好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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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力让自己健康,好让对方安心

逐犀

小时候,医院是我最害怕的地方。随处可见的冷光灯、弥漫在每个角落的消毒水气味、走廊上身穿病号服举步维艰的病人、手持化验单满面愁容的亲属……这些嗅觉和视觉的印象从我很小便留在记忆里,让人只想逃离。

儿时多病,辛苦的是全家人,尤其是我的母亲。那一个又一个我病到几乎昏过去的夜晚,耳边似乎只有母亲抱着我奔跑的急切脚步声。打吊针的时候,她总是坐在离我最近的地方,一只手握着我的手,另一只手握着输液管,让流进我身体里的液体不那么冰冷。她眼神里的痛苦没有比我少一分,我甚至觉得,自己的病全生在了母亲的身上。

上学之后,我逐渐“逃离”了医院,但生病的阴影还是落在了我和母亲心里。她总是会帮我准备好外出的衣物;总是第一个出门感受室外的温度;总是“觉得我冷”……尤其到了冬天,每次出门前,母亲都要仔细检查我的外衣拉链有没有拉好,她会把我的拉链往上拉一点,再拉一点。然而,冷空气和病毒还是偶尔会找上我,虽然不及儿时的严重,但每次病倒,我都能在母亲眼里看到她曾经的那种痛苦和急切。我躺在床上,咽下母亲拿来的药,笑着对她说只是小感冒不碍事,母亲却愁容未消,自顾自地说:“妈妈多想替你生病。”

工作之后,虽然不再和母亲住在一起,但她依然会像从前一样,按时看天气预报,告诉我近期要穿什么衣物,反复叮嘱我出门在外要照顾好身体,带好药,别太劳累。虽然我在长大,母亲在变老,但在她的眼中,我永远是那个需要她照顾的孩子。

近两年,母亲患上了高血压,而我努力逃离的医院也变成了母亲频繁光顾的地方。母亲也是医生,她渐渐开始向我科普这种病有多么常见、如何治疗,让我不要担心,不要着急。然而每当母亲因高血压而头晕、心悸时,我便会感到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紧紧攥住。我扶着母亲躺下,看到汗水不住地从她的面颊上流下,那一刻分明就像是当年的场景:病床上是病着的我,床边是替我揪心的母亲。当母亲真的生病了,我才真正理解、体会到了那份难以掩饰的心疼和焦急。

面对母亲的病情,我常常觉得自己能做的实在太少,而母亲却总是说,有我陪着她,便是最好的治疗。不忙的时候,我都会回家,陪她聊天散步,给她推荐好看的电视节目,帮她分担一些家中的大小事。只是每次陪母亲去医院取药时,我都会产生一种莫名但熟悉的恐惧感,我害怕这个曾经困住我的地方有一天也会困住我的母亲。母亲这时就会这样对我说:“不怕!你妈身体好着呢。”她还说:“我生病比你生病好,你病了,我会更难受。”

我开始慢慢注意自己的身体,前两天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最近会降温,而我已经提前穿上了秋裤;在“我妈觉得我冷”之前,我已经换上了厚袜子和厚外套。在每次出远门前,我也都会耐心地听完她的所有“唠叨”:穿上适合的衣服,带上她提醒我要带的药品,我也会“唠叨”她几句:按时吃饭、吃药,有空记得多运动。我和母亲就这样彼此关心着,我们都希望对方健康,同时也努力让自己健康,好让对方踏实、安心。

结果就是,现在母亲的身体情况稳定,生活一如往常,唯一改变的,是她不再对我过分担忧,反而偶尔会抱怨我太过唠叨。我知道,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会慢慢成为母亲的依靠,有一天我也会像她照顾儿时病重的我一样,照顾垂垂老去的她。我也期望着,在接下来的生命中我和母亲都可以少一些病痛,让我们能够彼此陪伴得久一点,再久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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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绝痛风 拒绝无助感

张晨

我的爸爸,今年65岁了。这个数字我并不熟悉,确切地说,我似乎在回避爸爸的年龄。每当有人问起父亲的年龄,我都要用当年的年份减去爸爸出生的年份1956,才能得到爸爸确切的年龄。

65对父亲来说,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。他从不认为自己老了。妈妈以“年龄大了,要注意身体”为开头的叮嘱——在父亲看来是唠叨,总会让他更加烦躁。日常聊天,我们也需要小心,避免使用“老伴儿”这样的年龄敏感型表达。

没有人觉得爸爸老,和印象中老年人相关的“衰弱”“无力”“迟缓”,这些词都不能用来形容父亲。父亲有着强人性格,刚烈、执着,他坦坦荡荡地生活,从没向任何困难低过头。从小到大,我还没见他害怕过什么。

作为一个湖北人,爸爸习惯了重口味的烹饪风格,我做的麻辣大虾,全家就他最捧场。退休后父亲来到青岛生活好几年了,慢慢喜欢上了海鲜,蛤蜊、虾、螃蟹,不那么奇怪的海鱼。青岛人喜欢用塑料袋装回家的啤酒,他喝起来倒是很习惯。夏天的傍晚,从楼下啤酒屋拎上来半袋子酒,一多半儿都是新鲜的泡沫,咕嘟嘟地倒进大碗里,这是爸爸的放松时刻。

这么生活了好几年,相安无事,所以痛风找上门来的时候,爸爸是矢口否认的。

在父亲的家族中,好像有个传统,那就是屏蔽坏消息,他们会在坏消息出现的那一刻就忘掉它。我至今说不出奶奶到底是因为哪一种疾病离开了我们,而爷爷离开得更早。家人们聚在一起,即便是伺候病床上半身不遂的爷爷,也很少谈论疾病本身,更像是一场热闹有序的集会,大家接受疾病,规规矩矩地为病人做力所能及的事,我们家里,从来就没有过愁眉苦脸的人。

退休前,父亲查出有脂肪肝,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方法——每天早晨和傍晚沿着汉江的河堤走上好几个来回,风里雨里不曾间断,每天至少10公里,就这样把指标拉回正常,他跟很多人说起过这件事,推荐身边有脂肪肝的老朋友试试,这是他引以为豪的事。

父亲除了例行体检,极少去医院,他活在疑病症病人的反面,去医院,看医生,也许在他看来,是部分地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而必须听命于他人。父亲在意自己的健康,但更多的是带着一种对家人负责的态度,他不希望成为任何人——特别是我的麻烦。父亲的微信朋友圈里,除了国家大事的短评,全是“华为健康”颁发给他的电子勋章。

父亲的痛风诊断其实很偶然,就在去年夏天,我老公的弟媳刚好在青岛进修,约好了去我爸妈家吃饭,之前几天爸爸发现膝关节疼得厉害,尽管休息了两天后轻了很多,身为医生的弟媳见到后铁面无私地说:“张叔,你这就是痛风,太典型了,单关节膝关节红肿热痛,就是痛风的诊断标准。”检查单拿来一看,尿酸大于420,几乎是板上钉钉了,几分钟之内,弟媳给出了更医学化的解释:“如果尿酸大于420,反反复复出现单关节的红肿热痛,并且有诱因,比如高嘌呤饮食,饮酒,或者受凉受寒等,在这些诱因下出现关节红肿热痛,诊断痛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”父亲的表情开始变得不自然。没办法,医生就是这样步步紧逼,从来不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父亲还想争辩,否认“红肿热痛”是反复出现,母亲在一旁急了,赶紧揭发,“怎么不是反复,光是我知道的,这已经第二次了”,我在一旁很尴尬,因为我从来没听父亲说起过这些,很可能他也不允许妈妈告诉我。他从不跟任何人说他自己的难,却总是乐意成为所有人的靠山。

诊断下好了,接下来就是服药,弟媳非常热心,马上就去门口药店买回来“秋水仙碱”,还邀请父亲“入组”她导师组织的病人团队,父亲谢谢她的好意,但我知道他并不打算服药,更不用说“入组”了。按照弟媳的说法,服用秋水仙碱能有效止痛,也是诊断痛风的一个重要标准。而如果在不服药的情况下,肿痛也能消失,父亲或许可以坚持认为自己是运动过量导致的关节酸痛。

运动导致的疼痛,在父亲那里是合法的,远比疾病带来的疼痛更没有心理负担,因为我的父亲,不习惯无助。

只是从那以后,父亲很少再喝啤酒、吃海鲜,但每日走路不曾间断,日复一日,我行我素。夕阳下,柳树旁,那沿河疾走的背影仿佛在说:大不了,我把吃出来的病再走回去。

来源:中国青年报 ( 2021年10月15日 06 版)

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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