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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21-11-25 04:25: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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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作协主席李兰妮身患抑郁症十八年。2008年至今梦里梦见屋里有两棵开花的树,她出版了三本有关抑郁症的书梦里梦见屋里有两棵开花的树,分享自己的心路和抗争历程。 (受访者供图/图)

作家李兰妮瘦削,一米六五,体重52公斤左右。一旦降到48公斤以下,她需要开始警惕抑郁症加剧的风险。每日服用最高剂量的赛乐特、阿普唑仑等抗抑郁药物,短暂提高情绪,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十八年。

病人李兰妮会突然出现崩溃、躁郁、自残、不受控制。人直直盯着同一个地方,“像是那里有幽灵似的”。此时,被困体内的作家仅仅能够听到外界的声音,用医学常识来对抗病人的冲动。2021年1月12日的一次发作,李兰妮突然感觉到身体的反应,担心自己会昏厥倒地,她只能低头快步往家里赶,但是嘴里不停念叨“我要杀掉李兰妮”,到家后猛捶地板发泄。

2003年4月1日上午被诊断重度抑郁症后,李兰妮很快听说张国荣自杀的消息。她曾罹患癌症,三次手术,五次化疗,从未因身患重病而软弱,乃至诊断抑郁症后,其他医生也讶异“并不可能”。那时,她似乎频频看到逝者的面容浮现,耳后不断有声音怂恿着“跳吧”。李兰妮会在半夜走上十六楼天台,伸脚、双手做飞翔状。有时,她则大喊来对抗,“我偏要活着”。

“我的脑海中,进行着一场葬礼;悼念者络绎不绝;不停地走着,踩踏着;直到仪式的氛围渐浓;当所有人进入,仪式开始,敲鼓的声音,沉重有力;敲打着,敲打着,直到我的意识变得麻木。”抑郁症患者、美国作家安德鲁·所罗门在TED演讲时曾经引述艾米莉·狄金森的诗,描述抑郁症病人这种“充满象征意义的状态”。

患病前后境遇迥然不同。李兰妮早早成名,片方主动上门,单集剧本酬劳一度和当时的著名演员相当,写作主题也远无后来那般“虐心”和“疯狂”。抑郁症彻底改变了她的轨迹,2008年,她出版了一本有关抑郁症的书《旷野无人——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》。

“李兰妮,我要表扬你,你仍然活着。”在这本书的后记中,李兰妮当时如此宽慰自己。她的朋友、中国孤独症儿童教育开创者田惠平,也不再惧怕与李兰妮谈及死亡话题,“兰妮,如果有一天,你想走就走吧,只要那是为了你自己……”

李兰妮仍然活着,但疗愈受伤的精神,也许需要一生。患病十余年后,身心疲惫不堪的李兰妮终于下决心住进精神病院,甚至想要把北上广深的医院跑一遍,体验完整的精神病院治疗和生活。朋友们激烈反对,向其描述“疯人院”的“恐怖”故事,以及带亲人治病时的糟糕经历,却加深了她的好奇和决心。最终,她住进了广州惠爱医院和北医六院两家知名精神病院,每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。

“想进去不容易,进去以后也不容易,最后还给别人骂。”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,“人们都说李兰妮自己都疯了,她还想救别人?这就是个疯子的想法。”

李兰妮在院中刻意隐藏了自己的作家身份,以方便进入和观察。一家精神病院的副院长告诉她,每个精神病人的表现都是特殊的,如果她的作品中描写的对象被患者认出,可能有一定的法律风险。因此,直到出院两年后,李兰妮才开始动笔撰写这段经历,并听从医生建议,模糊掉住院时间、患者的名字和经历。2021年9月,《野地灵光——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》(以下简称《野地灵光》)出版,新书曾三易其稿,一稿更是推翻重写。

其间,写作焦虑、回忆重症患者的经历多次重创这位作家的精神状态,医生为李兰妮远程治疗和开药,一度建议住院。二稿写作时,她的宠物、被称为“狗医生”的“周乐乐”去世,这给李兰妮带来沉重的打击。身患身体和精神疾病多年,李兰妮从未落泪,但是那一晚,她在宠物医院外放声痛哭,感觉过去能给自己带来疗愈的唯一支柱也倒塌了。“这些更沉重的东西就要喷薄而出,不喷薄而出的时候我堵不住。”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2021年10月10日是第30个“世界精神卫生日”。2013年至2015年,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领衔,曾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,包括36种精神障碍。结果显示,在18岁以上的成人中,35种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是16.57%,而抑郁障碍在所有精神障碍里是最为严重的。

李兰妮的住院手牌。 (受访者供图/图)

最“听话”的病人

入院第一晚,传说中“疯人院”的恐怖印象开始笼罩李兰妮心头,她甚至想起被禁止的额叶切除术,上世纪一种非人道的治疗精神疾病手段,术后可以将“疯子”变为“傻子”。但李兰妮并不了解如今精神病院正流行的疗法,这也是她住院的目的之一,接受新型的物理治疗以及观察治疗效果。

人们对精神病院产生畏惧,大致源于两种观念:一部分人期待过高,认为住院能够解决所有的精神问题;另一部分人则停留在影视作品描绘的精神病院的刻板印象中,因而感到担忧和恐惧。李兰妮第一次进入深圳精神病院是随央视新闻频道进院拍摄,医院要求不能接触病人,只能拍摄院中环境和建筑。

“我当时怕到什么程度,”李兰妮自嘲,“只能躲在女编导的后面东张西望,不敢走在前面。”住进惠爱医院后,李兰妮看到一位女医生大褂下偶然露出的花裙子,心情才稍稍好转,“烫头、花裙子,她应该是热爱生活的吧?”

在早期干预区48床,李兰妮第一晚便被要求打助眠针,一种粉白色的药剂,她表示抗拒,但最终接受了注射。结果是反作用,李兰妮当晚辗转难眠,想象着夜半时分,屋里屋外,“疯人”聚集,而自己也置身其中。

“再闹就绑你”,过去院中时常上演“全武行”。李兰妮在书中记下“芳村黄飞鸿”的故事,多位强壮护工手持绳索,扑倒、绑住了一位不听话、激烈对抗的病人。护工告诉李兰妮,现在医院的做法已经很“文明”了。和其他病人相比,李兰妮的顺从和配合,一度引起护士的怀疑,“别的病人进来,至少闹腾十天八天,但是48床不哭不闹,有古怪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头10天死盯我,因为最听话的往往是最可疑的,他们担心我可能会突然情绪爆发,上去直接掐着某一个人。”

医院发药,监管严厉。喝水、吞咽,口腔、舌头,护士都要仔细检查,以免病人藏药。一位叫“海伦”的漂亮女孩拒绝吃药,还偷偷将药扔进垃圾袋。李兰妮之前与她相识,等到再次见到她的时候,场景略惊悚:她的四肢已经分开,正被绳索紧紧绑住,绳结处用钢锁锁住,长发掩盖住脸庞。

“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”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我跟她说在康复园(注:病人工娱区,有美术室、阅读室、手工室等)捏了个小狗,她突然很仇恨地看着我,我马上知道这样安慰是不对的,这仿佛是在看她的笑话。”

惠爱医院治疗区里等待治疗的精神病人比综合性医院病人听话得多,身穿绿碎花病服的李兰妮观察到,排队等候的还有蓝白病服的封闭区病人、黄绿病服的少儿病区病人,他们乖乖排好队,踢着正步和听从口令。李兰妮要尝试经颅磁治疗,一种通过刺激大脑皮层帮助治疗睡眠障碍、抑郁症的手段。

治疗前,一个五六岁的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早已轻车熟路,爬上了椅子,用“变形金刚”式的机器卡住头颅,随后机器应声启动,李兰妮心疼不已。“我看得很难受,这些患病的孩子甚至连正常的恐惧这种直觉都丧失了”。

“就像猛地喝了一口冰水。”李兰妮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做完后的感受,“我的太阳穴两侧一直疼,但是做完之后,没有悲哀,也没有快乐。”后来在北医六院做经颅磁的时候,以往患者最高强度是八十度,李兰妮要求医生提高强度到八十五度。

电影《飞越疯人院》中,电休克疗法被视为某种惩戒病人的刑具,实际上该疗法被广泛应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。李兰妮认识一个叫阿仔的男孩,经过十二次电击,他无法数到十,曾结结巴巴地说电击把脑子电坏了,这段经历让李兰妮犹豫,但她之前尝试过药物、宠物、饮食、光照等各种疗法,全部失效了,仍会重度复发。

电击需要家人签字,“我警告你,电死了不要紧,就怕电成植物人……再住你就真的疯了!”李兰妮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。她仍然坚持要做全麻醉电休克,如今回忆,那似乎是一段飘忽不定的记忆:一开始是躺在移动床上推动;之后,“辽阔的海……天上,飘动白色的轻纱……一点灵魂升上天空。海天白纱,轻柔飘扬”;最后,李兰妮睁开眼睛时,看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。等到二次、三次电击时,她醒来甚至忘记自己接受了电击。

前后两个医院,李兰妮进行过二十多天的物理治疗,“我想告诉一些孩子,不是说在医院做了就觉得可以了,结果出来以后如果疗效消失了或者减弱了,会有一种很大的反差心理。”第一次出院后,李兰妮曾经度过了一段艰难的“反差期”,无法记清熟知的人,电休克和住院的过程也逐渐变得模糊了,痛苦的记忆反而在不断涌现,自残的念头再次强烈,用药也开始加重,身体又成为了“火药桶”。

一年后,李兰妮决定再次住进精神病院。“李兰妮绝对是疯子,广州都治不了,送北京去了”,传闻四起。更令她难过的是,在北医六院,一个叫“小澳洲”的精神分裂患者认出了她后,直接崩溃,“你怎么也住进来了?我好失望!太失望了!”李兰妮感到慌乱和抱歉,“住院不可怕。我的病好了。好了。”

李兰妮曾两度住进精神病院,住院期间,她接受电击等物理治疗,并接触和记录了各种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病人。 (受访者供图/图)

“谁会祝福并尊重一个精神病人?”

李兰妮住过的北医六院,是中国最好的精神病院之一,床位紧俏,每天都有病患排队等候。李兰妮见过两三个病人家属,哭着恳求医生收下病人,哪怕没有床位,睡在医院的过道,“女儿要自残,我们根本看不住她”。但是,在他的前面还有三十多个病人等待床位。

未住进北医六院之前,李兰妮曾短暂探访,当时遇到一位中年护士。李兰妮提出住院的想法,对方回复“没有床位”“没有淡季”,李兰妮坚持问几月有床位,这一次得到的回复是“大年初一”。直至入院当天,办好手续却进不去病房,原因是有住院病人不想离开。

李兰妮曾想,平时自己在科室看病,难得与医生多说几句话,住院会不会和医生们多聊一些?惠爱医院的早期干预区,病人有八十几位,但是医生却寥寥可数,根本无暇与病人多交谈。“中国的精神病院少,精神科医生也极其缺少。”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我之前看过一些数据,绝大多数乡镇没有精神科医生,精神卫生教育起步晚,很多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也是半路由其他科室转入,没有接受过系统学习。”

“那些能进精神病院的病人,已经算是有一些资源了。”李兰妮曾看过大量的报告,很多抑郁症病人没钱治病和住院,“下岗工人、校园贫困生、接受救济的人群、农村留守妇女儿童、空巢和孤寡老人,是抑郁症高发群体”。李兰妮在书中提到,“大约两亿七千四百万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,精神健康问题多,如抑郁、焦虑、自杀等,但是他们的就诊率不到十分之一。”

一份由黄悦勤领衔的《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流行病学现况研究》表明,在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就诊的抑郁障碍患者中,仅有7.1%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;由于多数抑郁障碍患者未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,因此仅有0.5%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。

“精神病院”“精神病人”至今仍未被全社会广泛接纳与包容。精神病患者羞于在人前承认自己的疾病。在早前的一次直播中,黄悦勤讲到抑郁病调查时的困难,“社区调查高血压,大家都撸着袖子给我量,糖尿病也不怕抽血,非常踊跃……但是(精神病患者)担心别人知道,说自己没病,而且谁也看不出有问题,甚至自己都觉得没问题,我不就是睡不好觉、干什么没兴趣,怎么就是病了?”

“第一,这个病是能治的。第二,早早治疗就早早变好,是有希望的。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,现在精神病院无论管理,还是治疗都比以前好多了。”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不过住院之后,病耻感和自责感其实变得更严重,周围人知道你去住院,首先就觉得你肯定是疯了,不然为什么医院会收?”

年轻时,周围朋友常常向李兰妮倾诉,但是李兰妮却很少吐露心事,别人问她:“你什么时候愿意把心里的话跟我们说说?”李兰妮回复说,“不用,我全部能扛起来。但是,抑郁症不是意志能控制的”——挫败感和病耻感,常常出现于她的作品中。

“如果我二十多岁的时候,就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,我不会到这种地步。”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学习大量常识,了解疾病。”

李兰妮回想自己对美食、旅游等已经丧失兴趣多年,愈加消瘦,生病之前还能饮酒,包括五十度以上的白酒,那时酒量颇好。好在现在还喜欢和朋友坐在一起,喝喝咖啡。

2013年,李兰妮参加央视节目,主持人撒贝宁问她,以后几十年会不会有喜极而泣的时候?她没有想到第一次放声大哭是失去自己的爱犬“周乐乐”。李兰妮从小独立,与父母相聚较少,十四岁患血管瘤独自去医院开刀手术,“周乐乐”的出现弥补了缺失的爱。

“我不是疯子。我住在精神病院。我要出院。”在《野地灵光》的最后,李兰妮如此宣称,病人要克服病耻感,公开说出自己的病人身份,这是精神康复的前提。离开医院的时候,李兰妮明显是怀着快乐的心情,当时看到出院的病友,感觉到“终于看到了光”。

她想起那个患有厌学症的患者——大一学生小蘑菇,深受父母宠爱,她每天会跪在床头,抬头大叫。在接受治疗后,这个孩子病愈回到了学校,她曾说“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”。

在惠爱医院的六一儿童节,李兰妮看到患有精神疾病的女童抹着红唇和红脸蛋,拿着小花伞走秀,男孩则穿着小西装打着领结,父母陪伴左右,为他们鼓掌和拍照。一开始李兰妮为孩子们开心,随即又陷入失落之中,这些孩子不知道疾病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。“上学会不会复发?父母怎么去扶持他们?他们长大后怎么办?学校会怎么对待他们呢?”

李兰妮出院后,一直保留着原来的患者群。出院通知书的疗效一栏,往往写着“痊愈”二字,李兰妮建议用“好转”代替。她形容精神病院是“真空环境”,没有负面消息刺激、有陪护、不用处理复杂的关系,但是出院的精神病人神经脆弱,脱离掉真空环境后,很容易加重病情。

一位相熟的患者,在李兰妮出院半年后,再次住进了精神病院,大年初一都在院

中度过。广州医院的病人木姐沉默不语,做过电疗后,脸色稍稍好转。一次散步时,李兰妮问木姐电击做了多少次,她突然回话八次,李兰妮感到兴奋。随即护工却告诉她:“她去年住过。不说话就送进来;说话了,就接回去。”

那个无法正确数出数字的阿仔,住院时曾被家人嫌弃,李兰妮难以想象他出院后的命运。李兰妮听说,北京海淀区在做试点,继续收治那些从精神病院走出的病人,这让她看到希望和转机,“等到他们完全习惯了,包括家人接纳了,经过几年,就可以重新回归了”。

“人若感冒发烧、咳嗽,或者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、胆结石、胃穿孔、脑癌血癌、断肢聋哑等,会获得同情。哪怕得了传染性肝炎、肺结核,甚至‘非典’,都能得到理解。可是,谁会祝福并尊重一个精神病人?”

住在精神病院的日子,李兰妮总想到《简·爱》,横亘在简·爱与罗切斯特先生之间的障碍——阁楼上的“疯女人”。“凭一个‘疯’字,她就被定‘罪’。”李兰妮说,“没有人去想,这条生命曾经鲜活,她为什么会疯掉?”

“我们要做世上的光”

李兰妮一位朋友的儿子,在青春年华跳楼自杀,儿子曾告诉母亲,自己身患抑郁症并服药,但是当时母亲并未理解。朋友找到李兰妮,问她:“为什么我儿子这么好的年华会自杀?三个小时在楼顶上犹豫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?”李兰妮回答说,“对他来说,走也许比留下要愉快。”后来,儿子去世后,这位母亲拿出给儿子积攒的钱,成立公益基金会,做公益讲座。

李兰妮对一些词句较为敏感。李兰妮的弟弟来医院看望她,李兰妮提议八十多岁、同样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母亲住院,弟弟发了火,“你脑子有病”。李兰妮说,“我就是有病,所以才住院。怎么啦?”弟弟不同意,态度强硬,“她不肯,我也不会签字”。

外界对精神病人的误解难以避免。“其实有很多病人,家人故意冷漠对待,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自己整天胡思乱想出来的,没有办法感同身受。”李兰妮说,家人从未看过自己的节目、作品。她曾向家人展示自残留下的淤青,得到的反应是沉默,“没有一个人理睬,我当时很失望,后来跟医生探讨,我想也许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,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说什么”。

《旷野无人》出版后,李兰妮曾接到抑郁症官员的电话,对方称自己是一个领导干部,抑郁几年,却无法向家人和同事倾诉,只能向一个陌生病友来倾诉。大半年后,当这位官员再次打来电话,他的抑郁症明显加剧了,很难再在公共场合去控制情绪,生活也随即跌落谷底。

即使身处精神病院,理解病人仍存在隔阂。“我表现良好。没有自杀自残冲动,不攻击医护人员,作息守规矩,老实听护工训斥。”李兰妮在书里写道,她申请与陪护外出散步,来到其他病区,会被粗暴盘问、被敌意和拒绝的目光注视。

“在医院外,他们被正常人歧视;在院内,他们也歧视除自己之外的每一个病人。疯子才住精神病院。”屈辱感不断冲击着作家。

在医院康复区的手工室,李兰妮曾用彩泥捏出自己的“乐乐”,想要带回病房,但是被管理员拒绝。李兰妮又提议买下来,但是管理员粗暴地说:“把你的狗扔回去!”李兰妮罕见地与医院抗争,明白自己在精神病院说“不”意味着什么,后来在护工的帮助下拿回了“乐乐”。“我愤怒的是,这种不是康复,而是圈到里面的监视,他们真的真心尊重病人吗?”

李兰妮可以理解病人。患有梦魇障碍的富二代辛迪,很小便开始做噩梦,称自己可以看到死去的人。有护工不屑一顾:“富二代还做噩梦。吃饱了撑的。像我们这种穷人,不做梦。”睡觉是李兰妮一天最煎熬的事情,想要入睡,却又担心招致噩梦。有作家朋友看到其描述梦境,还以为是小说手法,“噩梦中的内容比现实要长、要暗、要焦虑,像困在盒子里。”梦中的李兰妮常常作为旁观者,比如目睹谋杀案,“想救人却无能为力”,不过,“病人那么多,我救不过来啊”。

在两个精神病院,李兰妮见过各类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病人:身患嗜睡症的孩童小迷糊,哥哥总是拍他的头和背,他嘴里吃着饭,眼睛睁不开,总是处于半睡半醒之间;与患有额颞叶痴呆老人的女儿交流后得知,老人患病后行为怪异和粗鲁,变得好色,还骚扰家中保姆,令家里人苦不堪言;她还曾前往戒酒组,看到“差点喝死”的大叔,嘴里不利索喊着“都……都不喝……喝,酒厂倒闭……怎么办?酒厂……纳税大户”;李兰妮甚至想和因为跳广场舞“疯魔”的“豆姨”聊聊,为什么会因为跳舞和家里人闹翻,甚至差点自杀……

“这些根本是编都无法编出来的内容。”李兰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除了老人、孩童、中年人,她也记得青年精神患者。比如,患有强迫障碍的90后少女朱莉亚,李兰妮形容她“散发着青苹果的魅力”。朱莉亚是高学历,毕业后便在一个“高大上”的机构工作,父母均是高级知识分子。李兰妮分析,北方家庭出身的孩子来到南方工作,失去社会支撑和保护,无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。朱莉亚住院治疗,妈妈一直陪在身边,被认为是“父母亏欠导致住院”。

与广州朱莉亚相似的是,北京的“娃娃”患有一种进食障碍,她学习优秀,父母引以为傲,一路从外省考入北京高校,并留下买房,收入也不菲,此时却突然患病。发病时,“娃娃”总会用幼儿的声音大喊:Papa呀,我好痛啊,你们就让我死吧……每每这时,病房一片压抑。

一位身高一米八六叫“高儿”的患者,就读于国内的一个医学院,他的母亲是三甲医院的中层,父亲是设计师。他因病休学八个月,走路极其缓慢。有一次,父母喂他吃饺子,但是他一直不张嘴,两人就强迫他吃掉。

李兰妮进行了劝阻,并提到了自己的电疗经历。父母最终签了电疗同意书,电疗后,父母向李兰妮报喜,说自己的儿子八个月来第一次会笑了,并且盼望着儿子回到医学院,当一名医生。高儿出院时,李兰妮写下寄语:“我们要做世上的光。”

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瑞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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