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见自已上身只穿了条围巾的简单介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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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21-11-25 09:50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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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口红梦见自已上身只穿了条围巾:潮流、历史与时尚偶像》梦见自已上身只穿了条围巾,[美]雷切尔·费尔德著,山山译,未读丨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版

以下内容和图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《口红:潮流、历史与时尚偶像》一书。

女性参政者红

1919年7月31日法国周刊La Baïonnette的封面,彼时为妇女参政的高潮,该刊支持妇女为选举权而抗争。

20世纪初期,很多国家的女性参政者开始为选举权而抗争。她们的反抗在那个年代是具有革命意义的,当时大部分女性在政治和商业上都不活跃,她们热衷于留在家中扮演妻子、主妇和母亲的角色。涂抹口红——借助它传达出力量、自信、勇气和女性气质——成为女性表达抗争的另一种方式。它也代表着与传统的决裂,并在很多方面代表着社会对女性涂抹口红看法的巨变。在之前的数代人眼里,口红往往和妓女、女演员和歌舞女郎联系在一起。

化妆品大亨伊丽莎白·雅顿(Elizabeth Arden)支持女性投票权,并坚定地与她们站在同一战线上。1912年,女性参政者的抗议游行队伍经过她的沙龙时,雅顿及团队给她们递上了口红,这与马拉松比赛不同,路边的拉拉队通常给选手递上一杯水。

第二年,1913年3月,将近5000名女性游行经过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,她们也涂着口红。事实上,口红在别处也被用作女性参政者的标志,比如说在英格兰,女性参政者领袖埃米琳·潘克赫斯特(Emmeline Pankhurst)和其他投身于这项事业的人也常涂抹口红。短短几年后,口红成了常态,其中有部分原因来自女性参政者们的推动。

胜利红

插画家阿道夫·特雷德勒以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宣传画而闻名,其画作刊登在同期各种有影响的杂志上,如《星期六晚报》。这张海报即其作品《没有枪的士兵》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同盟国的女性用口红表达反叛的姿态,象征着拒绝屈服于随战争而来的艰难处境和物资限量。口红代表着韧性、勇敢、情谊和力量,很多女性开始承担起传统意义上男人的工作,因为他们已经奔赴战场。必须承认的是,让自己看起来吸引人也是一个动机。

顺便说一句,阿道夫·希特勒(Adolf Hitler)痛恨口红。对他来说,雅利安理想是一张自然的、未经修饰的脸庞和健康的、纯粹的生机。在他眼中,矫饰和醒目的口红太高调和性感。作为一名坚定的素食主义者,他对当时常见的用于口红的动物脂肪也心生厌恶。

在战争期间,各种物资都是限量配给的,包括食物、汽油和罐头。然而对于化妆品,尤其是像口红这样引人注目的东西,被视为保持士气和自尊的重要物品。因其必要性,不应限量配给。在英格兰,温斯顿·丘吉尔(Winston Churchill)和英国政府也支持该想法,从不限制口红的配给,不管是红色,还是其他颜色。正如一位供给部的官员在1942年告诉英国Vogue 杂志的那样:“化妆品对于一个女人就像一定量的烟草对于男性一样重要。”

但口红在战争期间被高额征税,因此成了一种贵重的商品。有些女人用一种更为廉价的红色染料——甜菜汁染红嘴唇。尽管四周硝烟弥漫,口红仍赋予了生活一些常态,使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女性振奋并美丽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英国女士在涂抹口红。

在美国,当时的口红管是塑料材质的,因为金属要留给战争。1942年,战时生产委员会下令减少化妆品的生产,但因为女性的强烈反对,被迫在几个月之后撤回指示。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女性也加入了军队,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辅助角色,助战场上的男人们一臂之力。化妆品牌为这些女性特制了商品,也顺带从当时的爱国热忱中赚了一笔。当时的口红包括1941年伊丽莎白·雅顿的“胜利红”(Victory Red)梦见自已上身只穿了条围巾;Tussy 的“战斗红”(Fighting Red);HR赫莲娜的“部队红”(Regimental Red);英国品牌赛可莱思(Cyclax)推出了“辅助红”(Auxiliary Red)作为“服务女性专用口红”,在当时的黑白广告中,“口红”二字特地用亮红色来凸显。

伊丽莎白·雅顿(Elizabeth Arden)尤其与战争紧密相连,这个牌子当时获得了在军事基地销售化妆品的特许证。伊丽莎白·雅顿也被美国政府选用,为1943年成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妇女后备队专门设计了一款色号。作为制服要素之一,这些女性需要使用与她们着装中红色细节相匹配的唇色和指甲油。雅顿推出了一个色号,名为“蒙特祖玛红”(Montezuma Red),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军歌中承诺的“从蒙特祖玛的大厅”致敬。第二年,这款口红也被增加至伊丽莎白·雅顿的产品线,面向普通顾客销售,当时的广告也主打与军队的联系。

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,化妆品丹祺(Tangee)以其口红闻名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公司针对爱国女性发布了一系列平面广告,包括这一张。

战争结束后,口红成了一种提升女性士气的工具1945年4月15日,英国军队解放了位于德国北部的卑尔根·贝尔森(Bergen-Belsen)集中营。可想而知,场面将会十分灰暗。为帮助那里的女性重获秩序感和自尊心,英国红十字会送去了一批口红。也许一开始这个行

为看起来虚荣、肤浅,但却是十分紧要的供给。陆军中校默文·威利特·科因(Mervyn Willett Conin)——一名第一批到达那里的军官,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:“躺在床上的女人没有床单,也没有睡衣,但涂抹着猩红色的口红。你看到女士们四处走,什么也没穿,只在肩上披着毯子,但却抹着口红……终于,有人让她们看起来有人样了,她们是人,不再是文在手臂上的数字。”尽管口红不能消除她们所经受的磨难,却是帮助她们重获新生的有力支撑。

伊丽莎白·雅顿口红“蒙特祖玛红”(Montezuma Red)的平面广告,该颜色的灵感来自海军女士制服中的红帽绳、围巾和盾形徽。

好莱坞魅力

鉴于口红的惊人魅力,它已经成为红地毯、颁奖典礼和盛装晚宴的化妆必备品。一抹红唇激发出好莱坞黄金时代女星们的明星魅力、优雅气质和独特风韵。黄金时代始于有声电影取代默片的20世纪20年代,终结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,当时制片厂制度开始没落,电视崛起并成为居家娱乐的一种方式。

其间的近 30 年时间里,好莱坞明星代表着一种理想的女性形象,尽管她们的外表经过片场化妆或其他手段发生了变化,呈现出了令人羡慕的特质,比方说更精致的下颌,更高的发际线。不管改变了什么,最终展现的是一种干净利落的美:富有光泽的秀发、精心修剪的眉毛、上妆精致色泽恰好的丰唇。这种妆容制造出了一种疏离的神秘感,使人星光四溢,这让全球女性更心驰神往。

这个时代最让人怀念的女星们,如海蒂·拉玛(Hedy Lamarr)、多罗西·拉莫(Dorothy Lamour)、珍· 哈露(Jean Harlow)、 丽塔·海华丝(Rita Hayworth)、玛琳·黛德丽(Marlene Dietrich) 和琼·克劳馥(Joan Crawford)都有着极具标志性的红唇,美到极致。红唇是她们高大上人物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,这使得公众臣服于她们的美貌、成功和名声。

1937年琼·克劳馥(Joan Crawford)主演的喜剧电影《红衣新娘》海报。她在片中饰演了一名装扮成贵族的歌手,穿着花哨,涂抹口红。

那些年,口红是时尚和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,为女性的日常妆容增添了风韵,无论她们是全职家庭主妇还是日益壮大的劳动力之一。红唇女星们也刺激了口红的盛行,因为她们热衷于以红唇形象在银幕上亮相,即使参演的是古装电影,而红唇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。费雯·丽(Vivien Leigh)在《乱世佳人》中饰演斯佳丽·奥哈拉(Scarlett O’Hara)时,也上了精致的红唇妆,尽管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时期。“嘴唇红色与否取决于当时的时尚,” UCLA 戏剧电影及电视学院大卫·C.科普利服装设计研究中心的创始人——德博拉·纳杜曼·兰蒂斯(Deborah Nadoolman Landis)说道,“无论实际情况如何,当观众涂着红唇时,银幕上也会是红唇。”

塞西·比顿作品,琼·克劳馥的肖像。

很显然,这是一种共生关系:口红是当时的风尚,银幕角色的红唇让观众有认同感。好莱坞大美女们的银幕红唇推动了口红的流行,使女性趋之若鹜。当然,也有其他口红颜色的选择,但红色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。20世纪30年代末,如今已退市的品牌Volupte推出了两款新色号:其中红色的名为野丫头(Hussy),暗示着极具诱惑的吸引力,还有一款端庄的柔粉名为淑女(Lady)。野丫头的销量比淑女多了8成。20世纪40年代中期,蜜丝·佛陀(Max Factor)刊登了一则平面广告,以丽塔·海华丝(Rita Hayworth)为代言人推出了新的产品线,其中包含三个色号:净红、蓝红、玫红。

丽塔·海华丝在1946年电影《吉尔达》中的定妆照。

出于对自然妆的推崇,口红热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消退了一些,但它在现代社会中始终传递着自信、优雅和美丽。因而对于很多女性来说,它始终在化妆品中占有一席之地:简单的一抹红唇是成熟老练的同义词。它的精致美丽使其成为红地毯的标配,它的簇拥者包括前卫潮人蕾哈娜(Rihanna)和Lady Gaga,也包括偏爱经典妆扮的女星朱丽安·摩尔(Julianne Moore)和娜塔丽·波特曼(Natalie Portman)。闲暇时刻,对于周末穿牛仔裤的普通人而言,口红可以让最普通的装束看起来高级和精致,也能让素颜精神抖擞。

原作者丨[美]雷切尔·费尔德

摘编丨肖舒妍

编辑丨徐悦东

导语部分校对丨卢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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